向最苦难的人栽赃,于心何忍?
〖 来源: 中国汽车资源网   24/03 08:55 〗

 

  向最苦最难的人栽赃,于心何忍?  

    在3月22日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发言中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要采取的对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涉农的两个观点特别引人关注:一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供给。(3月23日新华网)

    从网友的新闻跟帖看,谢伏瞻的观点非常不得人心,笔者也以为农民工涨工资引发通胀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目前农业收入根本无法保障农民增收的情况下,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破解“三农”问题。这已经是政府和国民的一个共识性问题。而且,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的调查显示,河北省2007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293.4元中,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754.33元,占总收入的40.9%。(3月2日《河北日报》)应该说,继续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方向。我国经济目前是面对通胀压力,但这压力是农民增收造成的吗?想以抑制农民务工收入来缓解通胀压力,我看是缘木求鱼,找错了对象。

    此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广州向市、区政府官员讲解十七大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时,举例说,去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是2110元,出售农副产品收入达到884元,比上一年同期净增130元,其中24元是因为出售肉禽鸡蛋的增加,还有106元来自价格上涨,也就是说,农民净收入部分82%是靠价格上涨。显然,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农民收入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看来,鉴于目前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和工农产品的巨额剪刀差,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谢伏瞻局长要“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就是要降低农产品价格,难道农民增收一点就不可以吗?再说,公务员、企业职工都涨工资了,农民增加一点收入就不应该吗?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2007年农民在工资性收入有所增长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大好形势”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比例依然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比例,以至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达到3.32∶1。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过,要缩小贫富差距,就要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的收入增长。同样,要让农民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就要让农民的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现在农民的收入增长还远远慢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从政府的角度说,还应该加快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抑制的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谢伏瞻局长把通胀压力怪罪到农民头上,让人难以理解。

    “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完全是谬论,甚至是不和谐的谬论。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可以给公务员涨工资,而为了抑止通货膨胀,就要“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这公平吗?

    中国的农民吃苦、受累仍能忍耐。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东部城市居民相比已经够悲惨的了,怎么还有人往农民头上栽赃?于心何忍啊! (来源:新华网     张魁兴)

   "防止务工收入快涨"能遏制通胀吗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并以五大举措应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据3月23日《新京报》)。

    面对国际、国内通胀形势,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确属我国宏观调控当务之急。但谢局长开列的处方———短期政策
五大举措,第二项值得思辩:“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劳动者收入是劳动力价格,各行各业比价协调,意味着劳动力配置优化,务工和务农间自不例外;通胀是货币现象,无论需求拉动还是成本推动,都根植于货币增速超过商品增速。很清楚,有无通胀都需要比价协调,而比价协调与否都可能存在通胀。

    所以,应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这毫无疑问。但有疑问的是,在政府政策层面,以“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来缓解成本推动通胀,作为遏制通胀的武器之一。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就在于,给定经济环境,包括物价、工资、利率在内的全部价格由市场充分调节,可得到最富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就实践而言,市场经济先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除了改善经济环境而间接作用于价格走势,不到迫不得已,政府不轻易插手价格运行,即使解燃眉之急也动作审慎、幅度有限。

    其实,不管谢局长的话属个人观点还是政府意见,也无论公众是否误会谢局长言下之意,既闻“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一语,指出拿此举医治通胀是开错处方便很有必要。我们也应当正视这一基本国情:长期以来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务工收入虽相对于务农收入高一些,但相对于企业利润却偏低,在此角度从未“过快上涨”。

    而成本推动的通胀,有工资推动型、利润推动型和两者合力推动型,现实观之,即使要强力降压,也应首先开出防止利润过快增长的“中药”,对务工收入设防似乎把错了脉,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精神相悖———目前,包括务工收入在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是高了,而是太低廉。

    务工收入水平应由市场决定,政府之责是规范劳动力市场,促进其走向合理。无论对理顺务工和务农的收入比价还是对降低成本推动的通胀,“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都值得商榷。(来源:新京报  祝俊初   原题:“防止务工收入快涨”能用来遏制通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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