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详细报道：“中华文化标志城”就能标志“中华文化”？ 　　凭什么说中华文化城“肯定要建”          针对108名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他说，这个文化标志城最早是济宁提出来的，已经七八年了，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3月12日《新京报》）     上百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反对，民间争议中的反对之声也呈压倒性，就在这样的情势下，身为济宁市市长的张振川代表作出了“肯定要建”的表态。这无异于告诉所有反对者——反对无效！可是，张振川凭什么说中华文化城“肯定要建”？你有这个力排众议、一槌定音的“资格”吗？     不错，张振川先生是济宁的行政长官，具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是否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并不只是济宁的事情，甚至不只是山东的事情，济宁的市长岂能一言九鼎。退一步讲，即使完全是济宁的事儿，也不能由市长一个人说了算吧？     山东方面在介绍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时候，总是要把“69名院士签名支持”挂在嘴边。这大概也是张振川“理直气壮”的原因之一。可是，“院士签名”能证明什么？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好，中国工程院院士也罢，他们都只是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的权威，但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文化工程，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如果非要找“国字号”的权威研究机构，那也应该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文化问题上，两院院士的判断力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多大区别。不信，请记者去采访一下那些签名的院士，看他们能说出什么关于文化的真知灼见来！     “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可能是张振川底气十足的重要原因。可是，真有哪位中央领导会作出明确支持中华文化标志城上马的批示吗？我是不相信的。张振川说，中华文化标志城目前只是一个创意，现在还在面向全球征集方案，到底建个什么东西还没有确定。连“方案”都没有定下来，中央领导怎么可能明确表态呢？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议都还停留在学术层面上。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是从文化保护或产业发展的角度论述的。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最应该追问的应该是决策的程序：无论是张振川，还是山东的其他官员，在谈到文化城项目时，都是一种“箭在弦上”非发不可的态度。可是，这件事是如何定下来的？都经历了哪些决策程序？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近年来，中央以及各级党和政府都在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是相辅相成的。要做到科学决策，就必须广泛吸纳民意、充分调查论证，可是，在山东方面突然“宣布”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之间，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而要做到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就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让民众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来。     根据宪法以及各级地方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凡是重大的事项，都应该交由人大或者常委会审议表决。当年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由全国人大决定的。虽然如何界定“重大事项”，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对一个省来说，300亿元以上的项目肯定算是“重大事项”。作为一个冠以“中华”的超大项目，文化标志城项目甚至应该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文化上的事情，向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该不该建，反对者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支持者的观点似乎也有道理。那么，到底建不建呢？这不应该由某一个人来拍板。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广泛讨论和充分论证之后纳入民主决策程序——让人大代表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顶着舆论的强烈反对坚称“肯定要建”，既是对民意的漠视，也是对民主的蔑视。（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盛大林） 　网友评论详细报道：300亿垒座城就能标志"中华文化"?  　再多反对也挡不住300亿标志城？      11日，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3月12日《新京报》）     济宁准备用300亿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计划，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媒体及网友对此表达了“一边倒”的反对态度。与此同时，108位政协委员也签名反对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没有听到济宁方面对此的任何反思，倒是得到了济宁市市长张振川的强硬答复：标志城肯定要建。     济宁市政府做出标志城肯定要建的强硬答复，也许是因为他们手中有钱。既使标志城的建设进入不了国家预算，他们也可以通过跑部、跑关系以及各种渠道筹措到巨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多少明令禁止的建设项目，比如一些豪华办公楼，都可以巧立名目拔地而起。其它项目能做到的，标志城难道就做不到？     济宁市政府之所以敢于和强大的公众舆论和100多名委员的提案叫板，还在于他们手中有权。只要有了钱，当地政府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从方方面面为标志城的工程建设大开绿灯。代表中华文化的标志城在济宁诞生不是指日可待吗！     济宁市政府肯定要建标志城的决心，与他们手中有“文”也有很大关系。在他们看来，建设标志城，有政府有关部门同意的批文，舆论反对也没有用。这种只惟上、不惟实的做法，在政府倾听民意的今天恐怕行不通了。我们相信国家有关部门在看到100多位政协委员反对建设标城的提案后，在看到和听到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建设标志城的报道和声音后，会慎重对待标志城的建设问题。     当然公众更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公众反对建设标志城的呼声给予积极的回应。（来源：新华网     杨金溪）  “肯定要建”还“争论”个啥？         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标志城肯定要建（3月12日《新京报》）。     “允许有争论”是民主的胸怀；“肯定要建”是独断的傲慢。你们去争吧，这个标志城我们是建定了。伪民主的背后是真武断。      济宁为什么甘冒天下骂名，非得建这个“标志城”不可？张振川说，这个文化标志城提出来已经七八年了，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张市长的此番话的潜台词非常明显，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只不过是轮到他站在前台而已，因此在这里没必要过多指责张市长。我要说的是，不管这个项目得到了多少院士的签名、多少领导人的指示，如此巨大的工程，不经过听证，不听取民意，甚至在舆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就不是与时俱进、执政为民的表现。     历史进化到了公民时代，人们已经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政府的公共决策是由那些掌握权力，声称代表公共利益，但拒绝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少数领导人制定的。只有提高公共决策的民意含量，才能增强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有助于公民自觉接受政府决策。     公众的思想、观念已经进步，而许多决策者还未意识到这种进步，更多时候还是习惯于旧思维、老方法，拍脑袋决策，罔顾民情民意。事实证明，这种行政方式已经落伍，并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像“厦门PX项目”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希望决策者引以为戒，不要无视民意，关门决策，以至最后落得个骑虎难下的尴尬场面。（来源：广州日报　练洪洋）  　人大不批准预算标志城肯定不能建          3月11日，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     无论理由如何充分，无论肩负多么高昂的宏大叙事，无论支持者是谁，不经过人大批准，中华文化标志城就肯定不能建。这一点我比较赞同学者葛剑雄的说法———     “标志城”的建设和运行都必须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或授权，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连“标志城”建成后用什么名称，也得由人大批准。在论证会上有人问我：要是中央不批准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那绝对不能搞。我说：应该是山东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山东为国家打工，而不是山东向中央争项目，要钱。     建造标志城至少耗资300亿，这钱来自哪里？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作了一篇题为《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发言，孙淑义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把标志城国家纪念功能建筑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显然，无论是建设基金，还是建设资金，剑指所向都是国家预算。国家财政预算不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就不能轻率派送。     重大工程该不该立项？可行与否？预算来自哪里？这都必须经过人大讨论。这是法治社会的常识。政府的重大工程，必须问政于民，在建设前，必须广泛征求人大代表及公民的意见。这是公民社会的执政底线。那种找几个学者研究一番，开几场形式主义的会议，鼓捣出拍脑袋的工程，然后让纳税人埋单的不符合法律常情的操作方式，该寿终正寝了。 （来源：北京青年报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