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防组的功与过岂能“中和”       　　即使牙防组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是无法拿来与违规认证行为相比较的，更无法借此表明违规认证“只算是个小问题”。功归功，过归过，并不相互抵消，这是起码的法治底线。 　　与媒体和公众痛批的声音不同，在6月13日卫生部召开的牙防工作研讨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说：“牙防组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牙防组的元老们坚持认为，比起牙防组做过的很多事情，违规认证只算是个小问题。“它（牙防组）应该体面地退出。”年近70岁的牙防专家王鸿颖失望地说。（昨日《京华时报》） 　　其实，比起王老先生对牙防组退出方式的失望，更失望的是一直关注牙防组问题的公众。面对这样一个似官非官却在政府资源与商业利益面前左右逢源的“怪胎”组织，面对它极度的财务混乱与缺乏监管的状况，面对其所导致相关政府部门公信力严重流失的事实，卫生部牙防工作研讨会却成了“喊冤”会，相关人员不仅不以反思问题为重点，反而做出“成绩是第一位的”的“盖棺论定”，不能不令人意外。且不论这种看来试图将功补过的说法在一个法治社会是多么不合适，单就这样一次研讨会而言，我也想问的是，难道我们丧失了体制反思的能力了吗？ 　　没有人否认牙防组曾经做过的贡献，但这种“贡献”不也正是成立牙防组所要完成的本职工作吗？这显然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即使牙防组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是无法拿来与违规认证行为相比较的，更无法借此表明违规认证“只算是个小问题”。因为“贡献”是社会意义的，而“违规”则是法律意义上的。 　　功归功，过归过，并不相互抵消，这是起码的法治底线。牙防组被爆出在没有取得认证许可情况下开展牙膏功效技术评价活动，并违规收取“认证”费用208.5万元。这些违规事实，大耶小耶，也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必须要为其违规付出代价。 　　或许公众都能理解，那些牙防组元老们的心情。但是他们也都需要正视的一点是，舆论一直以来对牙防组问题的批评，其实是对其作为一种体制现象的理性思考：首先，它既不是行政职能部门，也不是经民政部批准备案的民间协会组织，然而它却承担起了一些主管部门委托的职责，在政策上居于垄断的地位，成为一个体制性怪胎。其次是反思监管，在部门利益的驱使和政府行政部门条块分割，以及对认证机构的管理缺乏力度的情况下，出现的监管漏洞。最后则是，类似牙防组的机构，在一些职能部门仍然大量存在。 　　所有这些牙防组问题背后的原因，难道不应予以深刻反思吗？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今天仍不能正视这一切，不能从体制层面予以反思，权威性的认证机制仍难以建立，类似牙防组问题也可能仍会重演，而公众的权益仍难以保障。这恐怕也不会是那些元老们所愿意看到的吧？ 　　18年时间，牙防组交替展现着自己的两面，直至走到尽头。但这不是牙防组自身的命运波谲云诡，而是体制之宿命，更是时代之要求。因为现代政府的构建，必须回归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服务以及公开透明型政府理念上来，而相关认证与中介机构的建立，也必须回到中立、非盈利性上去。由此而言，牙防组18年来的命运，正深度契合于中国行政改革的具体进程。 　(新京报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