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司法文明因财产申报制度缺失而蒙羞        有法学教授将这一司法举措解读为人道主义文明司法的体现，但公众舆论和专家的分歧显而易见，人们要问：返还贪官100余万元个人财产究竟是纵容腐败还是司法文明的体现？     专家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也并非因“屁股决定脑袋”而蓄意为贪官辩护，正如其所言，“在我国，没收财产是一项附加刑，一般适用于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目的是为了剥夺犯罪人员再次犯罪的经济能力，作为一种‘经济上的死刑’，我国法律对这一刑罚作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只能没收明确属于犯罪人员个人所有的财产，犯罪人员家属所有的财产不能予以没收。”     从现行刑法宽严相济的立法精神上看，并不必然没收犯罪人的全部个人财产以及为其留有必要的个人财产，其实是司法文明和人道主义的体现。这样的司法文明，并不会因为当事人是民怨沸腾的贪官就有所减损，毕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最基本的一项原则。但是，为什么专家按照法理做出的理性解读，总是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甚至抵触情绪，显然不能仅仅用法律的理性和思维方式不为公众所周知来解释。     真正让公众敏感的是贪官和巨额财产。由于我国没有制定真正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00余万元即便都是当事人通过正当程序获取的财产，公众也有理由怀疑这是贪官贪污受贿所得，如果说不清楚，那也能让贪官落下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如果说宽严相济以及给犯罪人留有必要的个人财产，是司法文明的体现，这样的司法文明其实多多益善。可一旦司法文明和贪官、巨额财产这些敏感词语联系在一起时，公众首先想到的肯定不会是司法文明的体现，而更多是揣测这其中有多少司法腐败的因素，还有多少放纵官员腐败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正是由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使得在公众朴素的正义观中，司法文明进步不仅被官员财产的不透明所遮蔽，甚至还有可能被公众曲解为不透明制度的“帮凶”。     任何司法文明，总是需要一定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比如废除贪官死刑的动议，每每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感，并非像某些法律专家所曲解的那样，由于公众法律意识淡薄认识不到废除死刑的司法进步意义，而是说在一个行政权力缺乏约束、司法独立成色不足以及反腐持续不力的制度环境下，公众有足够的理由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这些专家竭力鼓吹的制度进步。东莞中院和海南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推行的“赔钱轻判”饱受诟病和曲解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对权力的约束上，制度和制度之间其实是互负“连带责任”的。在缺乏其他必要制度保障支撑的制度环境下，任何制度创新，都会为其他滞后的制度背上不必要的“黑锅”，因为“连带责任”的基本规则就是“无责任者”要为“有责任者”无条件“先行偿付”，而这很容易就让制度文明和进步因其他“制度不文明”而蒙羞。仅就这一个案而言，只有及时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官员财产，与之相联系的司法文明才能赢得必要的尊重和掌声。（中国青年报　志灵）  　　 贪官“高消费”也应纳入反腐调查视野       严格执法就要一切依法办事，没收贪官的财产，当然也要符合法律的规定。与犯罪无关、不该被没收的贪官财物，自然应该退还给其本人。然而，就郝和平一案来说，法院裁决退还其价值100多万元个人财产的做法，其恰当性却尚存疑惑，并不值得有关专家急于叫好。因为，100万元本身不是笔小数目，法院首先应该判定清楚它究竟是不是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如果是，则不仅不能退还，还要罪加一等。     表面看来，郝和平夫妇即使不贪赃枉法，也有很高的“正常收入”，拥有100多万元“个人财产”属于正常。有人给郝和平夫妻的财产算过一笔账：一是夫妻双方的工资及补助。郝年收入6万元左右，付年收入10万元左右；二是购买股票挣的钱，大约上百万元；三是郝在大学授课以及出书、发表文章的收入，3年下来大约有17万元；四是参加一些论证会、咨询会收入也有三四十万元。如此算下来，郝的家产早已达数百万元。（《南风窗》2007年1月25日）因此，他在罪行败露之后，除开犯罪所得和法院依法没收的部分财产，尚有100多万元“个人财产”，看上去是合情合理的，法院退还给其本人并无不当。     然而，更仔细地去了解郝和平一家的生活状况，则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郝和平夫妇虽然属于“高收入”，但他们的家庭同时也属于“高消费”。譬如，郝和平爱好打高尔夫球，这是“奢侈运动”。虽然，郝的多张会员卡都是由一些医疗器械商提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人完全不需要开支。他家有至少三套高尔夫球袋，即使低档次的高尔夫球杆都价值万元以上。郝平时“像打车一样打着飞机到全国各地去打高尔夫，更是专门找最高档的球场去打”。     那么，是不是所有高尔夫球用具和每次坐飞机、打球都是由行贿者买单？如果是，则郝的受贿金额远比法院认定的多，他的罪行还要加重；如果不是，那么则是由他自己出钱“高消费”，势必使他的家庭存款大幅度减少。此外，郝和平一家购置了三套房产，装修豪华；仅仅此次法院判定退还给他的“个人财产”中，就有六块名贵手表。这些都足以证明，郝和平一家生活奢华，因此，如果仅仅靠其正常收入，最终是否还能有100多万元的个人财产节余，是值得质疑的。     所以，执法机关应该查清楚，郝和平一家过去的消费水平究竟是怎样的、究竟花了多少钱。如果其家庭在消费上支出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正常收入，那么，这就暴露了郝和平有更多来源不明的财产，涉嫌存在更多的经济犯罪行为，必须继续从严追究，而不是在所谓“人道主义”、“司法文明”的口号下轻率地退还100多万元，毕竟，偏离严格执法来对贪官讲人道主义、司法文明，就是对百姓的最不人道主义、最不司法文明！从根本上来讲，这一案件还揭示：当前，反腐败必须将官员的个人和家庭消费状况也纳入调查视野，因为，某些官员的奢侈消费暴露的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而且背后可能掩盖着更多的腐败问题。（中国青年报　邓清波）